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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老第二十

  德者,内也。得者,外也。"上德不德",言其神不淫于外也。神不淫于外,则身全。身全之谓德。德者,得身也。凡德者,以无为集,以无欲成,以不思安,以不用固。为之欲之,则德无舍;德无舍,则不全。用之思之,则不固;不固,则无功;无功,则生于德。德则无德,不德则有德。故曰: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。”

 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,谓其意无所制也。夫无术者,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。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,其意常不忘虚,是制于为虚也。虚者,谓其意无所制也。今制于为虚,是不虚也。虚者之无为也,不以无为为有常。不以无为为有常,则虚;虚,则德盛;德盛之为上德。故曰:"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。"仁者,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;其喜人之有福,而恶人之有祸也;生心之所不能已也,非求其报也。故曰:“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。”

  义者,君臣上下之事,父子贵贱之差也,知交朋友之接也,亲疏内外之分也。臣事君宜,下怀上宜,子事父宜,贱敬贵宜,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,亲者内而疏者外宜。义者,谓其宜也,宜而为之。故曰:“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。”

  礼者,所以貌情也,群义之文章也,君臣父子之交也,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。中心怀而不谕,故疾趋卑拜而明之;实心爱而不知,故好言繁辞以信之。礼者,外饰之所以谕内也。故曰:礼以貌情也。凡人之为外物动也,不知其为身之礼也。众人之为礼也,以尊他人也,故时劝时衰。君子之为礼,以为其身;以为其身,故神之为上礼;上礼神而众人贰,故不能相应;不能相应,故曰:“上礼为之而莫之应。”众人虽贰,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。故曰:“攘臂而仍之。”

  道有积而积有功;德者,道之功。功有实而实有光;仁者,德之光。光有泽而泽有事;义者,仁之事也。事有礼而礼有文;礼者,义之文也。故曰:“失道而后失德,失德而后失仁,失仁而后失义,失义而后失礼。”

  礼为情貌者也,文为质饰者也。夫君子取情而去貌,好质而恶饰。夫恃貌而论情者,其情恶也;须饰而论质者,其质衰也。何以论之?和氏之璧,不饰以五采;隋侯之珠,不饰以银黄。其质至美,物不足以饰之。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,其质不美也。是以父子之间,其礼朴而不明,故曰:“理薄也。”凡物不并盛,阴阳是也;理相夺予,威德是也;实厚者貌薄,父子之礼是也。由是观之,礼繁者,实心衰也。然则为礼者,事通人之朴心者也。众人之为礼也,人应则轻欢,不应则责怨。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,能毋争乎?有争则乱,故曰:“夫礼者,忠信之薄也,而乱之首乎。”

 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。前识者,无缘而妄意度也。何以论之?詹何坐,弟子侍,牛鸣于门外。弟子曰:"是黑牛也在而白其题。"詹何曰:"然,是黑牛也,而白在其角。"使人视之,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以詹子之术,婴众人之心,华焉殆矣!故曰:“道之华也。”尝试释詹子之察,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,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。故以詹子之察,苦心伤神,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,是以曰:“愚之首也。”故曰:“前识者,道之华也,而愚之首也。”

  所谓“大丈夫”者,谓其智之大也。所谓“处其厚而不处其薄”者,行情实而去礼貌也。所谓"处其实不处其华"者,必缘理,不径绝也。所谓“去彼取此”者,去貌、径绝而取缘理、好情实也。故曰:“去彼取此。”

  人有祸,则心畏恐;心畏恐,则行端直;行端直,则思虑熟;思虑熟,则得事理。行端直,则无祸害;无祸害,则尽天年。得事理,则必成功。尽天年,则全而寿。必成功,则富与贵。全寿富贵之谓福。而福本于有祸。故曰:“祸兮福之所倚。”以成其功也。

  人有福,则富贵至;富贵至,则衣食美;衣食美,则骄心生;骄心生,则行邪僻而动弃理。行邪僻,则身夭死;动弃理,则无成功。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,大祸也。而祸本生于有福。故曰:“福兮祸之所伏。”

 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,无不能成。无不能成者,大能成天子之势尊,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。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,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,而下有猗顿、陶硃、卜祝之富,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。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,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,故谕人曰:“孰知其极。”

  人莫不欲富贵全寿,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。心欲富贵全寿,而今贫贱死夭,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。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,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。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,故曰:“迷。”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,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。故曰:“人之迷也,其日故以久矣。”

  所谓方者,内外相应也,言行相称也。所谓廉者,必生死之命也,轻恬资财也。所谓直者,义必公正,公心不偏党也。所谓光者,官爵尊贵,衣裘壮丽也。今有道之士,虽中外信顺,不以诽谤穷堕;虽死节轻财,不以侮罢羞贪;虽义端不党,不以去邪罪私;虽势尊衣美,不以夸贱欺贫。其故何也?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,即不成迷也。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,生于不知道理,而不肯问知而听能。众人不肯问知听能,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,则怨。众人多而圣人寡,寡之不胜众,数也。今举动而与天下之为仇,非全身长生之道也,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。故曰:“方而不割,廉而不刿,直而不肆,光而不耀。”

  聪明睿智,天也;动静思虑,人也。人也者,乘于天明以视,寄于天聪以听,托于天智以思虑。故视强,则目不明;听甚,则耳不聪;思虑过度,则智识乱。目不明,则不能决黑白之分;耳不聪,则不能别清浊之声;智识乱,则不能审得失之地。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;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;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,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,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。书之所谓“治人”者,适动静之节,省思虑之费也。所谓"事天"者,不极聪明之力,不尽智识之任。苟极尽,则费神多;费神多,则盲聋悖狂之祸至,是以啬之。啬之者,爱其精神,啬其智识也。故曰:“治人事天莫如啬。”

  众人之用神也躁,躁则多费,多费之谓侈。圣人之用神也静,静则少费,少费之谓啬。啬之谓术也,生于道理。夫能啬也,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。众人离于患,陷于祸,犹未知退,而不服从道理。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,虚无服从于道理,以称蚤服。故曰:“夫谓啬,是以蚤服。”知治人者,其思虑静;知事天者,其孔窍虚。思虑静,故德不去;孔窍虚,则和气日入。故曰:“重积德。”夫能令故德不去,新和气日至者,蚤服者也。故曰:"蚤服,是谓重积德。积德而后神静,神静而后和多,和多而后计得,计得而后能御万物,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,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,论必盖世,故曰“无不克。”无不克本于重积德,故曰“重积德,则无不克。”战易胜敌,则兼有天下;论必盖世,则民人从。进兼有天下而退从民人,其术远,则众人莫见其端末。莫见其端末,是以莫知其极。故曰:“无不克,则莫知其极。”

  凡有国而后亡之,有身而后殃之,不可谓能有其国、能保其身。夫能有其国,必能安其社稷;能保其身,必能终其天年;而后可谓能有其国、能保其身矣。夫能有其国、保其身者,必且体道。体道,则其智深;其智深,则其会远;其会远,众人莫能见其所极。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,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、有其国。故曰:“莫知其极。莫知其极,则可以有国。”

  所谓“有国之母”:母者,道也;道也者,生于所以有国之术;所以有国之术,故谓之“有国之母。”夫道以与世周旋者,其建生也长,持禄也久。故曰:“有国之母,可以长久。”树木有曼根,有直根。直根者,书之所谓“柢”也。柢也者,木之所以建生也;曼根者,木之所以持生也。德也者,人之所以建生也;禄也者,人之所以持生也。今建于理者,其持禄也久,故曰:“深其根。”体其道者,其生日长,故曰:“固其柢。”柢固,则生长;根深,则视久,故曰:“深其根,固其柢,长生久视之道也。”

 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,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。一人之作,日亡半日,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;万人之作,日亡半日,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。然则数变业者,其人弥众,其亏弥大矣。凡法令更则利害易,利害易则民务变,民务变谓之变业。故以理观之,事大众而数摇之,则少成功;藏大器而数徙之,则多败伤;烹小鲜而数挠之,则贼其宰;治大国而数变法,则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贵静,不重变法。故曰:“治大国者若烹小鲜。”

  人处疾则贵医,有祸则畏鬼。圣人在上,则民少欲;民少欲,则血气治而举动理;举动理则少祸害。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,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,其轻恬鬼也甚。故曰:“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。”治世之民,不与鬼神相害也。故曰:“非其鬼不神也,其神不伤人也。”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,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。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,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。民不犯法,则上亦不行刑;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,故曰:“圣人亦不伤民。”上不与民相害,而人不与鬼相伤,故曰:“两不相伤。”民不敢犯法,则上内不用刑罚,而外不事利其产业。上内不用刑罚,而外不事利其产业,则民蕃息。民蕃息而畜积盛。民蕃息而畜积盛之谓有德。凡所谓祟者,魂魄去而精神乱,精神乱则无德。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,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,精神不乱之谓有德。上盛畜积而鬼不乱其精神,则德尽在于民矣。故曰:“两不相伤,则德交归焉。”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。


  有道之君,外无怨仇于邻敌,而内有德泽于人民。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,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。内有德泽于人民者,其治人事也务本。遇诸侯有礼义,则役希起;治民事务本,则淫奢止。凡马之所以大用者,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。今有道之君,外希用甲兵,而内禁淫奢。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,而民不以马远通淫物,所积力唯田畴。积力于田畴,必且粪灌。故曰:“天下有道,却走马以粪也。”

  人君无道,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。内暴虐,则民产绝;外侵欺,则兵数起。民产绝,则畜生少;兵数起,则士卒尽。畜生少,则戎马乏;士卒尽,则军危殆。戎马乏则将马出;军危殆,则近臣役。马者,军之大用;郊者,言其近也。今所以给军之具于谞马近臣。故曰:“天下无道,戎马生于郊矣。”

  人有欲,则计会乱;计会乱,而有欲甚;有欲甚,则邪心胜;邪心胜,则事经绝;事经绝,则祸难生。由是观之,祸难生于邪心,邪心诱于可欲。可欲之类,进则教良民为奸,退则令善人有祸。奸起,则上侵弱君;祸至,则民人多伤。然则可欲之类,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。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,大罪也。故曰:“祸莫大于可欲。”是以圣人不引五色,不淫于声乐;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。

  人无毛羽,不衣则不犯寒;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,以肠胃为根本,不食则不能活;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。欲利之心不除,其身之忧也。故圣人衣足以犯寒,食足以充虚,则不忧矣。众人则不然,大为诸侯,小余千金之资,其欲得之忧不除也。胥靡有免,死罪时活,今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。故曰:“祸莫大于不知足。”

  故欲利甚于忧,忧则疾生;疾生而智慧衰;智慧衰,则失度量;失度量,则妄举动;妄举动,则祸害至;祸害至而疾婴内;疾婴内,则痛,祸薄外;则苦。苦痛杂于肠胃之间;苦痛杂于肠胃之间,则伤人也惨。惨则退而自咎,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。故曰:“咎莫惨于欲利。”

  道者,万物之所然也,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,成物之文也;道者,万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:“道,理之者也。”物有理,不可以相薄;物有理不可以相薄,故理之为物之制。万物各异理,万物各异理而道尽。稽万物之理,故不得不化;不得不化,故无常操。无常操,是以死生气禀焉,万智斟酌焉,万事废兴焉。天得之以高,地得之以藏,维斗得之以成其威,日月得之以恆其光,五常得之以常其位,列星得之以端其行,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,轩辕得之以擅四方,赤松得之与天地统,圣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道,与尧、舜俱智,与接舆俱狂,与桀、纣俱灭,与汤、武俱昌。以为近乎,游于四极;以为远乎,常在吾侧;以为暗乎,其光昭昭;以为明乎,其物冥冥;而功成天地,和化雷霆,宇内之物,恃之以成。凡道之情,不制不形,柔弱随时,与理相应。万物得之以死,得之以生;万事得之以败,得之以成。道譬诸若水,溺者多饮之即死,渴者适饮之即生;譬之若剑戟,愚人以行忿则祸生,圣人以诛暴则福成。故得之以死,得之以生,得之以败,得之以成。

  人希见生象也,而得死象之骨,案其图以想其生也,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“象”也。今道虽不可得闻见,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,故曰:“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。”

  凡理者,方圆、短长、粗靡、坚脆之分也,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。故定理有存亡,有死生,有盛衰。夫物之一存一亡,乍死乍死,初盛而后衰者,不可谓常。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,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"常"。而常者,无攸易,无定理。无定理,非在于常所,是以不可道也。圣人观其玄虚,用其周行,强字之曰"道",然而可论。故曰:“道之可道,非常道也”。

  人始于生而卒于死。始之谓出,卒之谓入。故曰:“出生入死”。人之身三百六十节,四肢、九窍其大具也。四肢九窍十有三者,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于生焉。属之谓徒也,故曰:“生之徒也十有三者。至死也,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死,死之徒亦有十三。”故曰:“生之徒十有三,死之徒十有三。”凡民之生生而和固动,动尽则损也;而动不止,是损而不止也。损而不止则生尽,生尽之谓死,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。故曰:“民之生,生而动,动皆之死地,亦十有三。”

  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。不爱精神不贵处静,此甚大于兕虎之害。夫兕虎有域,动静有时。避其域,省其时,则免其兕虎之害矣。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,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,不免于万物之害。何以论之?时雨降集,旷野闲静,而以昏晨犯山川,则风露之爪角害之。事上不忠,轻犯禁令,则刑法之爪角害之。处乡不节,憎爱无度,则争斗之爪角害之。嗜欲无限,动静不节,则痤疽之爪角害之。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,则纲罗之爪角害之。兕虎有域,而万害有原,避其域,塞其原,则免于诸害矣。凡兵革者,所以备害也。重生者,虽入军无忿争之心;无忿争之心,则无所用救害之备。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。圣人之游世也,无害人之心,无害人之心,则必无人害,无人害,则不备人。故曰:“陆行不遇兕虎。”入山不特备以救害,故曰:“入军不备甲兵。”远诸害,故曰“兕无所投其角,不设备而必无害,天地之道理也。体天地之道,故曰:“无死地焉。”动无死地,而谓之“善摄生”矣。

  爱子者慈于子,重生者慈于身,贵功者慈于事。慈母之于弱子也,务致其福;务致其福,则事除其祸;事除其祸,则思虑熟;思虑熟,则得事理;得事理,则必成功;必成;工,则其行之也不疑;不疑之谓勇。圣人之于万事也,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,故见必行之道。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;不疑之谓勇。不疑生于慈,故曰:“慈,故能勇。”

  周公曰:“冬日之闭冻也不固,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。”天地不能常侈常费,而况于人乎?故万物必有盛衰,万事必有弛张,国家必有文武,官治必有赏罚。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,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,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,民众则国广。是以举之曰:“俭,故能广。”

 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,易割也。何以论之?有形,则有短长;有短长,则有小大;有小大,则有方圆;有方圆,则有坚脆;有坚脆,则有轻重;有轻重,则有白黑。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。理定而物易割也。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,权议之士知之矣。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,则万事之功形矣。而万物莫不有规矩,议言之士,计会规矩也。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,故曰:“不敢为天下先。”不敢为天下先,则事无不事,功无不功,而议必盖世,欲无处大官,其可得乎?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。是以故曰:“不敢为天下先,故能为成事长。”

 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,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,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。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,慈于器械则城坚固。故曰:“慈,于战则胜,以守则固。”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,必且有天生。天生也者,生心也,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。若以慈卫之也,事必万全,而举无不当,则谓之宝矣。故曰:“吾有三宝,持而宝之。”

  书之所谓“大道”也者,端道也。所谓“貌施”也者,邪道也。所谓"径大"也者,佳丽也。佳丽也者,邪道之分也。“朝甚除”也者,狱讼繁也。狱讼繁,则田荒;田荒,则府仓虚;府仓虚,则国贫;国贫,而民俗淫侈;民俗淫侈,则衣食之业绝;衣食之业绝,则民不得无饰巧诈;饰巧诈,则知采文;知采文之谓“服文采”。狱讼繁仓廪虚,而有以淫侈为俗,则国之伤也,若以利剑刺之。故曰:“带利剑。”诸夫饰智故以至于伤国者,其私家必富;私家必富,故曰:“资货有馀。”国有若是者,则愚民不得无术而效之;效之,则小盗生。由是观之,大奸作则小盗随,大奸唱则小盗和。竽也者,五声之长者也,故竽先则钟瑟皆随,竽唱则诸乐皆和。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,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。故“服文采,带利剑,厌饮食,而货资有馀者,是之谓盗竽矣。”

  人无愚智,莫不有趋舍。恬淡平安,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。得于好恶,怵于淫物,而后变乱。所以然者,引于外物,乱于玩好也。恬淡有趋舍之义,平安知祸福之计。而今也玩好变之,外物引之;引之而往,故曰“拔”。至圣人不然:一建其趋舍,虽见所好之物,能引,不能引之谓“不拔”;一于其情,虽有可欲之类,神不为动,神不为动之谓“不脱”。为人子孙者,体此道以守宗庙,宗庙不灭之谓“祭祀不绝”。身以积精为德,家以资财为德,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。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,故曰:“修之身,其德乃真。”真者,慎之固也。治家者,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,则资有馀,故曰:“修之家,其德有馀。”治乡者行此节,则家之有馀者益众,故曰:"修之乡,其德乃长。"治邦者行此节,则乡之有德者益众,故曰:“修之邦,其德乃丰。”莅天下者行此节,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,故曰:“修之天下,其德乃普。”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,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名以此科适观息耗,则万不失一。故曰:“以身观身,以家观家,以乡观乡,以邦观邦,以天下观天下。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?以此。”
 

译文:
   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。得是从外部获取的。《老子》“上德不德”这句话,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离自身。精神不外露,自身就能保全。自身能够保全,也就叫做“德”。“德”即得到自身。凡是德,都是以无为来积聚,以无欲来成就,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,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。如果有为、有欲,德就无所归宿;德无所归宿,就不完整了。如果使用了,思虑了,德就不能牢固;不牢固,就没有功效;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为有德。自以为有德,就没有德;不自以为有德,就保全了德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上德不自以为有德,因此才有德。”

    推崇无为、无思作为虚的原因,是说人的心意不受任何牵制,那种不懂道术的人,故意用无为、无思来表现虚。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的人,他的心意常常不忘记虚,这就是被虚所牵制了。虚是说他的心意不受牵制。现在被虚所牵制,就是不虚了。真正做到虚的人,在对待无为上,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。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,就虚了;虚了,德就充足;德充足了,也就叫做上德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上德无为而又无所不为。” 仁是说内心自发地去爱人,是说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别人遭到祸害;是抑制不住的内在感情冲动,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报答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上仁有所表现的话,并不是怀着目的而去表现的。” 义是指君臣上下的联系,父子贵贱的差异,知交朋友的交往,亲疏内外的分别。臣子侍奉君主适宜,下属依恋上司适宜,孩子侍奉父亲适宜,卑贱礼敬尊贵适宜,知交朋友互助适宜,内亲外疏适宜。义就是说处理各种关系很适宜,适宜的才去做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上义表现出来,是怀着目的而去表现的。”

    礼是体现内心感情的,是各种义的有条理的表现,是用来规定君臣、父子之间的关系的。是表明贵贱、贤不肖之间的区别的。内心依恋而不能表达,所以用疾趋卑拜等动作来加以表明;心里确实有所爱慕而对方却不了解,所以用美好动听的言辞来加以申述,礼是用来表明内心感情的外部文饰。所以说,礼是用来体现内心感情的。凡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,并不懂得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。一般人的行礼,是用来尊重别人的,所以有时认真,有时马虎。君子的行礼,是为了他自身的需要;为了自身的需要,所以专心一意地对待它而使它成为上礼;上礼专心一意而一般人却三心二意,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应;两方面不能相应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上礼实行了却没有人响应。”一般人虽是三心二意,圣人仍然保持恭敬,一举一动都遵守礼,毫不懈怠。所以《老子》说圣人“竭尽全力继续行礼”。 道有所积聚,而积聚又有所功效;德也就是道的功效。功效有实际表观,有实际表观就有光辉;仁也就是德的光辉。光辉有它的色泽,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;义也就是表现仁的事情。事情有礼的规定,礼有文采的外观;礼也就是义的文采外观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失去道之后,就失掉了德;失去德之后,就失掉了仁;失去仁之后,就失掉了义;失去义之后,就失掉了礼。”

    礼是情感的描绘,文采是本质的修饰。君子采纳情感而舍弃描绘,喜欢本质而厌恶修饰。依靠描绘来阐明情感的,这种情感就是恶的;依靠修饰来阐明本质的,这种本质就是糟的。和氏壁,不用五彩修饰;隋侯珠,不用金银修饰。它们的本质极美,别的东西不足以修饰它们,事物等待修饰然后流行的,它的本质不美。因此父子之间的礼纯朴自然而不拘形式,所以说,礼是淡薄的。一切事物不能同时旺盛,阴阳就是这样;事理总是正反相互排斥的,威和德就是这样;实情深厚的外貌就淡薄,父子之间的礼就是这样。由此看来,礼节繁琐是内心真实感情衰竭的表现。既是这样,那么行礼这事,正是为了沟通人们朴实的心意。一般人的行礼,别人回礼就轻快欢乐,不回礼就责怪怨恨,现在行礼的人本想从事于沟通人们朴实的心意,但却给众人提供了指责自己的借口,能不发生争执吗?有争执就乱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礼是忠、信淡薄的表现,是产生争乱的开端。”

    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就行动,叫做前识。前识是没有依据而作出的胡乱猜度。凭什么这样呢?詹何坐着,弟子侍侯,牛在门外叫。弟子说:“这是头黑牛而有白额。”詹何说:“对。这是头黑牛。但白色在它角上。”叫人去看,果然是黑牛而用布包着它的角。用詹何的方法来扰乱众人的心,华而不实啊。太危险了!所以说前识“是道的虚华的表现。”不妨放弃詹何的明察,而叫五尺愚童去看,也知道是黑牛而用白布包着它的角。所以用詹何的明察,劳心伤神,然后才能和五尺愚童同等效果,因此说前识“是愚意的开端”。所以《老子》说;“前识是道的虚华的表现,是愚蠢的开端。”

    《老子》中所说的“大丈夫”,是说他的智慧很高。所说的“立身淳厚而不立身轻薄”,是说表观真情实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。所说的“立身朴实而不立身虚华”,是说必须遵循事理而不简单跨越事理。所说的“去掉那个,采取这个”,是说去掉礼貌、简单跨越事理而采取遵循事理、喜欢真情实感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去掉那个,采取这个。”

    人有祸害,内心就恐惧;内心恐惧,行为就正直;行为正直,思虑就成熟;思虑成熟,就能得到事物的规律。行为正直,就没有祸害;没有祸害,就能尽享天年。得到事理,就一定能成就功业。尽享天年,就能全身而长寿。一定成就功业,就富有而显贵。全寿富贵叫做福。而福本源于有祸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祸啊,是福所依存的地方。”即由此成就了人们的功业。 人有福,富贵就来到;富贵来到,衣食就美好;衣食美好,骄心就产生;骄心产生,就会行为邪僻而举动悖理;行为邪僻,自身就会早死;举动悖理,就不会成就功业。内有早死的灾难而外无成功的名声,也就成了大祸。而祸根源于有福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福啊,是祸所潜伏的地方。” 按照事物的法则办事的人,没有不成功的。没有不成功的,大功能成就天子的权势尊严,小功容易取得卿相将军的赏赐俸禄。违背事物法则而轻举妄动的,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尊严,下有猜顿、陶朱以及卜祝的富有,还是会失去百姓而丧失财产的。大家之所以轻易地违背事物法则而轻举妄动,是由于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广阔深远得像这个样子,所以《老子》告诉人们说:“谁知道它的究竟?”

    人们没有不想富贵全寿的,但没有谁能免于贫贱早死的灾祸。心里想富贵全寿,而现在却贫贱早死,这是没能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。凡是离开他想走的路而乱走的,就叫做迷惑;迷惑就不能到达他想到达的地方了,现在众人不能到达想要到达的地方,所以叫“迷’。众人不能到达想要到达的地方,从开天辟地直到现在,都是这样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人们陷入迷途,日子确是很长久了。”

    所谓方正,是指表里一致,言行一致。所谓廉正,是指舍生忘死,看轻资财。所谓正直,是指在道义上一定公正,有公心而不偏私。所谓光耀,是指官爵尊贵,衣裘华丽。现在掌握了道的人,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,但并不以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;虽然能舍生忘死轻视资财,但并不以此侮辱软弱的人,耻笑贪利的人;虽然品行端正不结党营私,但并不以此嫌弃邪僻的人、责怪自私的人;虽然地位尊贵衣着华美,但并不以此藐视卑贱的人,欺侮贫穷的人。其原因是什么?假如迷路的人肯听从熟悉情况的人,请教懂得的人,就不会迷路了。现在一般人希望成功却反而失败的原因,是由于不懂得道理而又不肯去向懂得的人请教,不肯听从能人的意见。一般人不肯请教懂得的人和听从能干的人,而圣人硬要拿他们出的乱子加以责备,就会惹出怨恨来了。一般人多而圣人少,圣人不能压过一般人,是必然的道理。如果一举一动都和天下的人作对,那就不是保全自身求得长寿的办法了,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度来引导人们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圣人要方正,但不割伤人;有棱角,但不刺伤人;正直,但不放纵;有光采,但不炫耀。”

    听力、视力和智力是自然生成的,它们的动静思虑是人为的,人为的是指,要依靠自然生成的视力去看,依靠自然生成的听力去听,依靠自然生成的智力去思考。所以视力用得过度,眼睛就不明;听力用得过度,耳朵就不灵;思虑过度,智力的认识功能就混乱。眼睛不明,就不能判断黑白界限;耳朵不灵,就不能区别清浊声音;智力的认识功能混乱,就不能弄清得失根据。眼睛不能判断黑白颜色就叫做盲,耳朵不能区别清浊声音就叫做聋,心智不能弄清得失根据就叫做狂。盲就不能躲避白天的危险,聋就不能知道雷霆的危害,狂就不能免于社会法令予以惩罚的灾祸。《老子》所说的“治人”,是说的适应动静的节律,节省脑力的消耗。所说的“事天”,是说的不要用尽听力、视力,不要用过智力认识功能的限度。如果完全用尽,就会过度费神;过度费神,盲聋狂乱的祸害就会到来,因此要节省。节省是指爱惜精神,节省脑力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治人事天没有比得上节省的。”

    众人用神浮躁,浮躁就浪费,浪费叫做侈。圣人用神安静,安静就少费,少费叫做音。节省作为一种方法,产生于大小规律。能够节省,也就是服从于大小规律。众人遭受灾患,陷入祸害,仍不知退,而不服从大小规律。圣人虽然不曾看见祸患的苗头,就虚静无为地服从于大小规律,这叫“早服”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正因为圣人节省,所以能够早服。” 懂得“治人”的人,他的思虑安静;懂得“事天”的人,他的器官畅通。思虑安静,旧德就不会丧失;器官畅通,精气就每天摄入。所以说“不断积德。”能使旧德不失,新的精每天到来的人,就是“早服”的人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早服,指的是不断积德。”积德然后神静;神静然后精气多;精气多然后计谋得当;计谋得当然后能驾驭万物;能驾驭万物,打仗就容易胜敌;打仗容易胜敌,理论就必然称雄于世;理论必然称雄于世,所以说“无往不胜。”无往不胜本于不断积德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不断积德就无往不胜。”打仗容易战胜敌人,就会拥有天下;理论必然称雄于世,民众就会服从。进可以拥有天下,退可以使民众服从,这种法术非常深远,众人也就看不到它的首尾;看不到它的首尾,因此不能知道它的究底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无往不胜,就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。”

    凡拥有国家然后却丢掉了的,拥有身体然后却伤害了的,不好说是能够拥有国家、能够保全身体。能够拥有国家的人,一定能够安定国家;能够保全身体的人,一定能够享尽天年;然后才好说是能拥有国家、能保全身体了。能拥有国家、保全身体的人,一定会按照根本规律行动。按照根本规律行动,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;智慧很深了,他的计谋就一定很高超;计谋很高超,一般人没有谁能看到他的究底。只有那种能让人看不到究底的人,也才能保全身体、拥有国家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。”“没有人知道他的究底,就可以拥有国家了。”

    所谓“有国之母”。母,就是道;道产生于来保有国家的方法;因为是保有国家的方法,所以叫做“有国之母”,即“保有国家的根本”。用道来对待世事的,他的生命就会长久,保持禄位就能久远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有国之母,可以长久。” 树木有蔓根,有主根。主根就是《老子》所说的“抵”。抵是树木赖以生长的建立者,蔓根是树木赖以生长的保持者。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建立者,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持者。假如能立于事理,那么他持禄也就长久,所以说“加深它的蔓根”。能按照根本规律办事,他的生命也就长久,所以说“巩固它的主根”。主根巩固了“,生命就长久;蔓根加深了,生活就长久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加深它的蔓根,巩固它的主根,是长生久存的道理。”

    工人屡屡变换职业就丢失功效,劳作者屡屡变动就丢失功效。一个人的劳作,一天丢失半天,十天就丢失五个人的功效了;一万人的劳作,一天丢失半天,十天就丢失五万人的功效了。既然如此,那么屡屡变换作业的人,人数越多,损失就越大。凡是法令变更了,利害情况也就跟着改变;利害情况改变了,民众从事的作业也就跟着变化;从事的作业有了变化,就叫做变换作业。所以按照道理来看,役使大众而屡屡让他们发生变动,功效就会很小;收藏贵重器物而屡屡加以挪动,损毁就会很大;烹煮小鱼而屡屡加以翻动,就伤害它的光泽;治理大国而屡屡改动法令,百姓就会受到坑害。因此懂得治国原则的君主把安定看得很宝贵,法令确定以后,一再轻易变更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。”

    人在生病时就尊重医生,遇有祸患时就害怕鬼神。圣人在上,民众欲望就少;民众欲望少,血气就调畅,举动就合理。举动合理,祸害就少。体内没有痤疽瘅痔等疾病的危害,身外没有刑罚诛戮的祸患,这样的人就会把鬼神看得很轻淡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按照法则治理天下,鬼神也就不灵了。”安定社会里的百姓,不和鬼神相互伤害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不是说鬼神不灵了,是说即使灵也伤害不了人。”鬼作怪使人生病叫做鬼伤人,人驱逐鬼神叫做人伤鬼,民众违犯法令叫做民伤君,君主刑戮民众叫做君伤民。民众不犯法,则君主不行刑;君主不行刑叫做君不伤人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圣人也不伤害民众。”君主与民众不相互伤害,而人们与鬼神不互相伤害,所以说“两方面互不相伤。”民众不敢犯法,君主对内就不用刑罚;对外不从事于贪占民众的财物。君主对内不用刑罚,对外不从事于贪占民众的财物,民众就生息兴旺。民众生息兴旺,积蓄就会丰富。民众生息兴旺,积蓄丰富,也就叫做有德。凡是所谓鬼怪作祟,就是丧魂落魄而精神错乱。精神错乱便属于无德。鬼不作怪则魂魄不丧,魂魄不丧则精神不乱,精神不乱便属于有德。君主使民众蓄积丰富,鬼也不来扰乱民众精神,那么德都在民众中了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君主、鬼神不加害民众,那么德就殊途同归了。”即是说,上下两方面的德一齐兴盛起来而同归于民众。

    有道的君主,在外和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。在内对人民有恩德。在外和邻敌没有怨仇,他对待诸侯就表现出有礼义。在内对人民有恩德,他治理社会事务就致力于根本。对待诸侯有礼义,战争就很少发生;治理社会事务致力于根本,过度的奢侈就会被制止。一般说来,马的大用处是对外满足打仗需要,对内供给淫佚奢华的需要。现在有道的君主,对外很少用兵打仗,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。君主不用马进行战争追击败敌,民众不用马到处游荡运输货物,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只用于农耕。积聚的力量用于农耕,必将从事施肥、灌溉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天下太平,就会把奔跑的马歇下来从事施肥。”

    君主无道,对内就暴虐百姓,对外就侵凌邻国。对内暴虐,百姓产业就断了;对外侵凌,战争就会屡屡发生。百姓产业断了,牲畜就会减少;士兵屡屡作战,士卒就会耗尽。牲畜减少,战马就会缺乏;士卒耗尽,军情就会危险。战马缺乏,快生小驹的母马就要出征;军情危险,君主的近臣就要服役。马在军事上有巨大作用,郊外是说距离很近。现在用来供给军队的是孕马近臣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天下不太平,战马就在郊外产驹。”

    人有欲望,计算就混乱,计算混乱,就更有欲望;更有欲望,邪心就占上风;邪心占上风,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;准则没有了,灾难就会发生。由此看来,灾难产生于邪心,邪心产生于欲望。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,进一层说可以使好人为奸,退一层说也可以使善人遭祸。奸起,向上就会侵害削弱君主而向下就会伤害百姓,向上侵害削弱君主而向下伤害百姓,是大罪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祸患没有比可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。”因此圣人不受五色的引诱,不沉溺于声乐;明君轻视珍贵的玩物,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。

    人没有毛羽,不穿衣就不能战胜寒冷;上不接天而下不着地,把肠胃作为根本,不吃饭就不能生存,因此不能免除贪利之心。贪利之心不除,是自身的忧患。所以圣人穿衣足够胜寒,吃饭足够充饥,就不忧虑了。普通人却不这样,大到做了诸侯,小到积存干金资财,贪得的忧愁仍不能解除。轻罪得以赦免,死罪得以活命,现在一些不知足者的忧愁却终身不能解脱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。”

    所以贪利比忧愁更厉害。忧愁就得病;得病就智力减退;智力减退,就失去准则;失去准则,就胡乱行事;胡乱行事,祸害就降临;祸害降临,疾病就缠绕内心;疾病缠绕内心;病痛就向外侵扰;病痛向外侵扰,苦痛就聚集在肠胃之间;苦痛聚集在肠胃之间,伤害人就惨痛;惨痛就退而自责;退而自责是由贪利产生的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罪责没有比贪利更惨痛的了。” 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,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。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,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说,道是条理化了的东西。万物各有其理,彼此不会相侵,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。万物之理各自不同,而道却完全集中了万物之理,所以道不能不随具体事物发生变化。因为不得不发生变化,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。没有固定的规则,因而存亡之气由道赋予,一切智慧由道发授,万事废兴由道决定。天得道而高升,地得道而蕴藏,维系众星的北斗得道而形成威势,太阳、月亮得道而永放光芒,金、木、水、土、火五大行星得道而常处位次,众星得道而正确运行,四季得道而控制节气,黄帝得道而统治四方,赤松子得道与天地同寿,圣人得道而创造文明。道,与唐尧虞舜同在便表现为智慧,与狂人接舆同在便表现为狂放,与夏桀殷纣同在便表现为灭亡,与商汤周武同在便表现为昌盛。认为它近吧,它能远行四极;认为它远吧,它能常处身边;认为它暗淡吧,它光辉照耀;认为它明亮吧,它昏昏冥冥。它的功效造就天地,它的积聚化为雷霆,宇宙内的万事万物都要依靠它而存在。凡属道的真情,不制作,不外露,柔弱和顺,随时运行,与理相应。万物因得道而死亡,因得道而生存;万事因得道而失败,因得道而成功。道,打个比方,就像水一样,溺水者多喝了就会死亡,渴的人适量饮用了就会生存。再打个比方,道就像剑朝一样,愚人拿来行凶泄愤就会惹祸,圣人拿来诛杀暴徒就会造福。所以说因得道而死,因得道而生,因得道而失败,因得道而成功。 人们很少能见到活象,却能得到死象的骨路。依据死象骨路的模样来想象活象的样子,所以人们据以想象的东西都叫做“象”。现在道虽然听不到看不见,圣人根据它所显现的功效来推得它的形状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道是没有显露形状的形状,没有具体事物的物象。”

    作为概念的理,就是指万物的方圆、短长、粗细、坚脆的区别,所以理确定以后才可能进一步获得规律。因此,确定了的理仍有存亡、生死和盛衰的变化。万物有存有亡,忽生忽死,先盛后衰的变化,不能叫做永恒。只有那种和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,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,才能叫做永恒。永恒,就是没有变化,没有定理。没有定理,不处在固定的场所,因此无法说明。圣人观察到永恒规律的玄虚,依据永恒规律的普遍作用,勉强把它命名为“道”,然后才能够加以论说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道如能说明,就不是永恒的道了。”

    人以出生开始,以死亡结束,开始叫出,结束叫入,所以说:“出生入死。”人的身上有三百六十个部件,四肢和九窍是其中的重要部件。四肢和九窍共十三件,这十三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于生存的范围。属也就是类,所以说,属于生存一类的有十三件。等到人死以后,这十三个部件都反过来属于死亡的范围,属于死亡一类的也有十三件。所以说;“生存一类有十三件,死亡一类有十三件。”民众生息不止,而活人本来就要动,动得过度就要受损害;不停地动,也就是不停地损害。损害不停止,生命就耗尽了;生命耗尽了就叫做死,那么这十三件都为不断走向死亡准备了条件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民众活着,活着就要动,动了都要走向死亡,都体现在这十三件上面。”

    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重视置身子虚静状态。不爱惜精神,不重视置身虚静,是要比野牛猛虎的危害还要大的。野牛和猛虎有一定的活动区域,动和静有一定的时间。避开它们的活动区域,观察它们的活动时间,就可以免除野牛和老虎的危害了。百姓只知道野牛和猛虎有坚爪利角,却不知道万物都有坚爪利角,就不能免遭万物的侵害。为什么这样说?季雨降落汇集,旷野一片清静,如果在黄昏和清晨跋山涉水,风露的爪角就会侵害他。侍奉主上不忠诚,轻易违犯禁令,刑法的爪角就会侵害他。住在乡里不检点,爱憎没有标准,争斗的爪角就会侵害他。贪图享乐没有限度,行为举止不检点,毒疮的爪角就会侵害他。喜用个人智巧而背弃事理物情,法网的爪角就会侵害他。野牛和猛虎有它们的活动区域,各种祸害也都有它们的根源,如果避开猛兽的活动区域,堵塞祸害的根源,就可以免遭各种祸害了。所有兵器盔甲都是用来防备侵害的。重视生命的人,纵然当兵也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;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,就无处使用避免祸害的防备措施。这不只是说处在野外的军队。圣人在世上活动,没有害人的心思,必然就没人害他;没人害他,就不用防备别人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陆地上走路不会碰到野牛和猛虎”。进入山林不依仗防备措施来避免祸害,所以说“加入军队不用准备武器”。远离各种祸害,所以说:“野牛没有地方使用它的利角,猛虎没有地方施展它的坚爪,兵器没有地方用它的锋刃。”不采取措施而必然没有祸害,是自然的通理。体验自然的通理,所以说“不会陷入死亡的境地”。活动不会接近死地,就叫做“善于养生”。

    喜欢孩子的对孩子慈爱,重视生命的对身体爱惜,看重功业的对事务珍惜。慈母对于幼子;致力于给他幸福;致力于给他幸福,就从事于免除他的祸害;从事于免除他的祸害,就考虑周详:考虑周详,就获得事理;获得事理,就必定成功;必定成功,实行起来就不犹豫;不犹豫叫做勇敢。圣人对于万事万物,全部都像慈母为幼于考虑一般,所以看到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。看到—定要实行的道理就明察,他干事情就不犹豫;不犹豫叫做勇敢。不犹豫产生于慈爱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因为慈爱,所以就能勇敢。” 周公说:“冬天里冰封地冻如果不很坚固,春夏时草木的生长就不会茂盛。”天地尚且不能经常浪费和消耗,何况人呢?所以万物必定有兴盛和衰微,万事必定有松弛和紧张,国家官员必定有文有武,官府办事必定有赏有罚。因此聪明的人节俭地使用财产,家庭就富裕;圣明的人珍视他的精神,精力就旺盛;做君主的不轻易用兵打仗,人民就众多;人民众多,国土就宽广。因此《老子》称道说:“因为节俭,所以能够宽广。”

    大凡有形状的物体就容易裁断,容易分析。为什么这样说?有形状,就有长短;有长短,就有大小;杏大小,就有方圆;有方圆,就有坚脆;有坚脆,就有轻重;有轻重,就有黑白。长短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黑白就叫做理。理确定之后,事物就容易分析。所以在朝廷里议事,后发言的人的主张就能够成立,善于权衡各种议论的人是懂得这点的。所以要想画成方圆而能遵循规矩,那么一切事物的功效就都显现出来了。而万物无不存在规矩,出谋献策的人,就是考虑如何合于规矩。圣人遵循一切事物的一切规矩,所以说“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”。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,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,功业就没有建立不起来的,而议论必定超越世人,圣人要想不处在重要职位上,这可能吗?处在重要职位上就是说成为办事的首领。因此《老子》说:“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,所以能成为办事的首领。”

    对孩子慈爱的人,不敢断绝衣食;对身体爱惜的人,不敢背离法度;对方圆珍视的人,不敢丢掉规矩。所以遇到战事能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官,就能战胜敌人;爱惜器械,城池就可以坚固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慈爱,用于战争就能取胜,用于防御就能固守。”能保全自己而完全遵循事物法则的人,一定会有天性。天性也就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思想,所以天下之道都要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。假如用慈爱来护卫它,事情必定万无一失,而措施没有不妥当的,那么也就可以称之为宝了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我有三件宝,掌握并珍视它。”

    《老子》书中所说的大道,即是正道。所说的外表上的歪斜,即是邪道。所谓把小路当作大路,即是认为这种小路精美华丽。而所谓精美华丽,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。所谓官厅很脏,是指的诉讼案件繁多。诉讼案件繁多,田地就荒芜;田地荒芜,仓库就空虚;仓库空虚国家就贫困;国家贫困,民俗就淫逸奢侈;民俗淫逸奢侈,农织行业就荒废;农织行业荒废,民众就不得不粉饰偷奸取巧;粉饰偷奸取巧,就知道了漂亮;知道了漂亮,也就是说“穿着华丽”。诉讼案件繁多,仓库空虚,而又让淫逸奢侈形成风俗,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也就像拿了利剑刺它一样。所以说“佩带着利剑”。以上那些粉饰偷奸取巧以至于伤害国家的,私家必定富有;私家必定富有,所以说“财货有余”。国家有像这个样子的,那么愚民就不得不想办法来仿效它;仿效了它,小盗贼也就会产生出来。由此看来,大奸兴起,小盗就跟着产生;大奸起唱,小盗就跟着附和。竿是各种乐器的领头乐器,所以竿领了头,钟呀瑟呀的就都来伴随;竿先演奏起来,各种乐器就都来附和。现在大奸兴起了,一般民众就跟着来唱;一般民众唱了,小盗就必然起而附和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穿着华丽,佩带利剑,饮食充足,财货有余,这样的人也就可以称之为强盗头子了。”

    人们不论是愚蠢还是聪明,没有不进行取舍的。人们在清静寡欲和平淡安闲的时候,没有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的。为好恶感情所支配,为奢侈东西所诱惑,然后才引起思想变化并发生混乱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被外界事物所引诱,被珍贵玩物所扰乱。清静寡欲就能设立取舍的准则,平淡安闲就懂得恰当地计虑祸福。而现在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,有外界的事物引诱他;一经引诱,他就跟着走,所以《老子》就叫它“拔”。至于圣人,就不是这样。圣人牢固地确立取舍标准,虽然看到爱好的东西,也不会被引诱;不会被引诱就叫做“不拔”;圣人的情性专一,虽然存在着引起欲望的东西,精神却不为所动;精神不为所动就叫做“不脱”。做子孙的人,体察这一道理来守护宗庙;宗庙不灭,就叫做“祭把不绝”。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德,家庭以积蓄财产为德,乡里国家、天下都以保养民众为德。现在勤于自身修养,外界事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修养施行到自己身上,他的德就会真。”所谓真,就是守护得很牢固。治理家庭,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,就会资财有余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修养贯彻到家庭,他的德就有赢余。”治理乡里的人实行了这一条,那家庭有赢余的就会更多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贯彻到乡里,他的德就增长。”治理国家的人实行了这一条,那么乡里有德的人就会更多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贯彻到国家,他的德就丰富。”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了这,一条,民众的生存无不受到他的恩惠,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贯彻到天下,他的德就普及广大。”修身的人用这项原则来区别君子小人,治乡、治国以至统治天下的人各自用这一项目来对照观察兴衰,就能够万无一失。所以《老子》说:“用自身来观察自身,用家庭来观察家庭,用乡里来观察乡里,用国家来观察国家,用天下来观察天下。我凭什么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?就用的这个方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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